如果扣除来自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部分，占地方政府本级收入的41.2%。

中国将人民币（中国商品）打折甩卖了，好比买一送一，于是全世界都来抢购。6、我曾经反复称赞爱因斯坦的一句话：概念是思维的自由创造，所谓概念，便是事物性质的判断，事物性质有各式各样表现，它们也大量的对立矛盾，但不能因此我们的思维陷入虚无主义和诡辩论，而是要透过重重迷雾对事物的各种关系有一个总体分析判断，即本质判断，比如人民币汇率是否合理，或者是不是高估了、低估了，这种判断，是通过思维天赋的抽象概括事物的能力、逻辑分析精神发展能力，即精神自由创造能力，判断事物复杂关系的孰轻孰重和事物如何精神走向来实现的。

中国经济总量世界第二，原创现代一流科技水平的企业却寥寥无几。中国文化的中庸之道，也是在追求平衡矛盾事物的一个最合理的价值判断。有则笑话：一个人到了金店，拿了金子就跑走，被抓后问他，怎敢光天化日之下抢黄金，他回答，他当时眼中只有黄金，其他什么都没有看到。2、中国出现人民币升值和通货膨胀齐头并进，是因为人民币升值没有到位，通胀越严重，越说明人民币低估，因为人民币低估带来大量贸易顺差美元的结余，转为增发的人民币。因此1000元人民币的月收入，在中国大部分地区特别是农村可以生活，但是到美国、香港能生活吗？4、你讲的中国很多商品价格超过美国等，我还可以进一步为你引用以下数据：中美物价（＄：￥）数据比：在美国买一辆奔驰S600只需147450美元，而在中国要222万元。

周小川的回答，总是打太极拳的套路，绕来绕去，但是回避了问题本质。我发表了一系列人民币应该升值的文章，有个朋友反馈两个异议说：人民币要升，很同意的你的观点，但现在我感觉在深圳消费已经不比在香港便宜了，应为人民币比港币贵了20%。九项任务第二项提出深化土地管理制度

2000年，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约为13.5%。此外，更为关键的是，上述模拟假设仅是对财政收入进行调整，并没有对财政支出结构进行调整。最后，投资方面，得益于城镇化进程的推进，2013年，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预计为18.47%。因此，过多的财政收入、政府收入用于政府投资项目，用于维持政府运转，用于公务开支，势必导致政府规模过大，侵蚀本应由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领域，难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

2013年以美元、按现价计算的出口总额预计将增长12.22%，同比上升4.32个百分点。消费方面，2013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增长18.27%，同比上升5.61个百分点。

课题组设计了两种情形：1.将减收的财政收入平均地提高全体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二、居民内部的收入分配比例。模拟结果显示：第一种方式可产生如下效果：一，如果政府适当控制财政收入增速，将由此减收的财政收入通过一定的方式平均地转移给全体城乡居民，可以提高城乡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扩大居民消费，从而弥补了因（财政收入减少使）财政支出减少而导致的经济增长减速，经济增长速度将基本保持平稳略有上升的趋势。受此影响，从2010年起，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将分别降低0.7、1.0和1.2 个百分点，整体比重略微回落到占GDP的21%左右。

从三大增长动力看，在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负的情况下，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升高。过去十多年，一方面，居民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的增速多数年份低于GDP增速和财政增速，平均分别要低出2.5和7.5个百分点，直接导致最终消费需求尤其是居民消费占比的持续大幅度下降。2.将因此减收的财政收入通过一定方式——减税或转移支付——转移给城乡居民尤其是城乡中低收入居民，不仅可调整政府部门与居民部门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而且还可缩小居民部门内部不同收入组别间的收入差距。基于以上认识，课题组应用CQMM模拟分析控制政府收入增长速度，适当减缓目前过快的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将因此减收的财政收入用于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的宏观经济影响。

三，扩大进口需求，降低出口增速，净出口小幅下降，贸易顺差将因此缩小。因此，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是改变目前国民收入支出结构失衡的根本措施。

到2012年，该比重上升到22.6%，年均增长约0.75个百分点。2014年则小幅回调至16.32%。

因此，如何通过深化改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稳定增长，是中国人均收入水平跨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之后，国内外诸种因素导致了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所面临的重大挑战。到2014年，CPI可能持续攀升至3.88%。我们的一项研究表明，在支出方面，2007年美国约40%，日本约60%的财政支出用于转移支付，分别是同期中国的2.14倍、3.27倍。2010年，该比重高达40.5%。可以发现如果将减收的财政收入转移给低收入组的城乡居民，虽然还不足以抹平收入差距，但是城乡低收入居民由此增加的收入已经颇为可观，不仅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而且可以进一步改善总需求结构。然而，即使应用模型进行政策模拟得到如此结果，在现今情况下，这一政策建议是否现实可行而且是有必要的呢？课题组认为：适当降低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控制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性手段之一。

不过，上半年起转向适度扩张的货币政策以及下半年逐步扩大力度的积极财政政策，保证了国内贷款的供给，加快了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民间投资需求的萎缩。预计2013年全年CPI将上涨3.11%，同比上升0.47个百分点。

但是，短期内国民经济支出结构中投资仍将维持较高的占比，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另一方面，高速增长的财政收入却推动GDP的财政占比迅速提升。

在此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从第一季度到第三季度逐步减速，价格水平随之开始回落。基本假设为：2007-2012年间，其他条件不变时，如果政府控制财政收入的实际增长速度，使其每年比原有实际增长速度降低1个百分点，那么，2007-2012年的财政总收入将因此依次减少417.2亿元、1047.1亿元、1769.0亿元、2857.4亿元、4436.7亿元和6018.9亿元。

长期的财政收入超经济增速增长，使得其占GDP的比重迅速上升。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是改变经济结构失衡的根本措施。最终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占GDP比重持续下降是中国近十多年来国民经济结构失衡最重要的表现。2014年，进出口增速将进一步提高到21.39%和19.82%。

城乡居民收入的稳步提高也将有利于保持消费的平稳增长。课题组认为，当前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有两个重要的比例关系需要调整：一、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

这表明将减少的财政收入向城乡低收入家庭转移，可以更好地扩大居民消费，更为有效地改善总需求结构。如果能在收入调整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减少政府日常行政支出，加大民生和保障领域支出，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其宏观经济效果无疑将更为良好。

相形之下，2012年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增长虽然超过了实际人均GDP的增长，但是，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却比2011年下降了3.8个百分点。同时，政府公务消费过多，容易导致浪费，滋生腐败，降低政府所支配的财力资源以至全社会的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

第二，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进一步提高，需求改善的力度会进一步加大。据估算，中国政府实际所能控制支配的收入总量远远大于财政收入，2008年其占GDP的比重就已达到30%，2010年上升到35%。模拟结果显示：只有增加居民收入才能改善经济结构失衡2013年欧元区经济不确定性的下降和美国经济的持续复苏将促进中国的进出口出现恢复性增长。第二种方式将产生宏观经济效果，第一，经济增速继续保持平稳的态势，平均可提高0.13个百分点，比第一种增加了0.05个百分点。

需要指出的是，如果从更广义的政府实际支配的财力资源来看，预算内财政收入仅是其中的一部分。美国、日本政府再分配支出占GDP比重为12.4%和20.7%，分别是同期中国的3.1倍和5.2倍。

2014年进一步提高到20.08%。厦门大学中国宏观经济模型（CQMM）课题组 来源: 社会科学报第1354期（第1354期 第2版） 进入专题： 财政收入 市场机制 。

上述情况对比已然说明，当前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进而国民经济结构失衡的关键原因在于：政府实际可支配的收入增长过快，压缩了居民收入的增长，抑制了居民的消费需求，并且在以GDP增长为主的政绩考核制度刺激下，政府既有财力又有意愿倾向于通过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从而使得总需求结构长期无法得到根本性修正，扩大内需尤其是最终消费需求更是无源之水，难以持久。国内城镇化的推进将促使固定资产投资的较快平稳增长。